宪法中存在两种义务，分别为基本义务和宪法义务。
以彻底社会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结构转换，其实使中国法律秩序原有的复杂性被进一步放大了。以习惯法为中心的礼仪制度，属于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自生秩序的典型。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梁慧星在全面继承德国的学说汇纂式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和民法典五编构成方式的基础上拟定的民法草案。自1905年清末五大臣考察欧美制度起，中国开始着手移植欧陆法，推动法律秩序范式转换。到2015年为止，中国的学者和立法部门曾经提出了关于民法典设计的四种代表性方案。2014年之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不断呈现出数字信息技术驱动的法制现代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势必采取不同的路线和步骤，呈现出与西欧模式有所不同的特色。
清末的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还提出过建立涉外法域的构想，因而这种内外不同轨的状态也不足为奇。二战之后，法与现代化口号在很多场合被转换为法与发展（Law and Development）运动的表述，因为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独立背景中，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显得不合时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的规定严格限制了自由处分权，政府俨然成为更高层面上的所有权主体。
他还预料到中国人同样也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技术上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到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除了韦伯之问以外，考虑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也有必要认真对待比较法学理论上以中国为研究典型的昂格尔之问。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形式性的、可预测和可计算的法律概念和诉讼程序的需求。
虽然因为民商法在传统中国几乎不存在，所以有关当局在这方面确立了模仿西欧既有制度的立法方针，但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在1911年10月26日呈览《大清民律草案》的奏折中，还是把担保物权、登记等制度的渊源追溯到中国上古，并强调所有条文都立足于儒学经义和道德，特别是主要由本国法学家起草的亲属、继承两编的立法理由，更是频频强调与礼制的继承关系。由此可见，在AI驱动的现代化新阶段，寻找法律公正程序与技术公正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的主要内涵。
昂格尔认为，中国没有确立法治秩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具有群体（集团）多元主义的属性，精神结构不具有自然法的观念。律师的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专业分化和分工，维权的服务就越有保障。因此他主张把人格权法和侵权行为法独立成编，使学说汇纂的系统有所相对化。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东亚经济奇迹，对韦伯之问及其答案似乎提出了严峻挑战。
如此安排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有悖现代法治主义原则，也难免导致法律上的相互抵触和规范体系的不和谐。即使在1998年决定建立统一的民法体系，到21世纪初形成初步方案，从2015年开始正式启动民法典编纂之后，这样的特征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多样化制度设计的并存与互动及规范结构的柔性化、随机化。不言而喻，这种传递和学习，主要体现为现代法律的制度移植和学说继受。众所周知，当代中国一直没有采取三权分立的体制，各级法院都对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在制度层面表现为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定期进行法官人事任免以及法院院长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接受质询。
与此相呼应，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学者也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立法当局还承认西欧现代法律的先进性，并公然标榜继受的谱系。
固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郑太朴等人曾经翻译过韦伯的《经济史》，孙本文等社会学者也曾经探讨过韦伯的社会理论，但却并没有在学界激起波澜。但是也需要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全覆盖及其对社会的管理，也会引发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和社会焦虑。
③在现代化或者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具有引领作用。另一个是儒家学说，倡导人本、人文、道德、道义。可以说，寻找法律性正当程序与技术性正当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在数字技术驱动的数字国家背景中继续推进法制现代化事业的新命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以及更广泛的数字化技术有利于落实现代法治的精神，也可以表述为对法与社会现代化的算法助推或者说AI驱动的法制现代化。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已有礼法双行情—理—法的表述，传统法律规范群也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构成。例如，康有为引用《尚书·洪范》中关于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记载和孟子关于大夫皆曰、国人皆曰的表述，主张上下议院的雏形在中国古代已有，因此引进西欧现代议会制度具有足够正当性。
为了加强法院的权威和审判独立，中国从2016年开始启动了新一轮司法改革，按照顶层设计和实施部署，在两去（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两制（流程管理制、一案三查制）、留痕（限制批条审判）、智能（限制粗放审判）等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上，推动了司法责任制、司法员额制等四项改革，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现代诉讼系统。现实的法律规范被认为应该体现自然法，具有超越具体社会秩序的普遍性和自治性，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作用，并使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
1985年，历史学家余英时出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将诸如此类的讨论和争议提升到知识考古和实证分析的高度。我们编纂民法典应当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以德国式的概念体系和权利体系为基础。
与此形成对照，2007年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危机，也被理解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体制的道德危机。韦伯认为，与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设计方案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由于家产制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审判具有世俗的、甚至是异常的非合理性，与行政管理没有任何区别并不断受到权力者的干预，不具备形式性标准，没有律师和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律职业，因而缺乏可预测性。
③由世俗的最高权力或者宗教的统治权威发布强制性法律指令的阶段。（三）群众路线——来自社会基层的冲击及解构就在民国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法典编纂的1928年，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农村革命和红色政权的理论，试图对旧的地域共同体结构进行彻底的祛魅和解体，并通过中国共产党把，脱嵌后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这段时期，与剧烈的、持续不断的社会革命相伴随而形成的秩序，一言以蔽之，就是法的政治化。重新诠释儒家伦理以及文化、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正反馈机制，遂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新潮流，甚至俨然呈现出儒家文艺复兴盛况。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根据国情和实践需求把潘德克顿系统的形式理性适当相对化的立场。另外，徐国栋倡导的民间的民法起草活动，试图重振法国的人文主义理念，通过加强个体权利以及身份关系的规范去矫正那种过于注重财产秩序的偏颇。
在理论上能为资格权源交易提供正当性论证的主要是查勒斯·赖克（Charles A. Reich）的新型财产权学说。韦伯把它称为迷信的、非理性的巫术之园。
关键词：祛魅与脱嵌 法与发展运动 新型财产权 司法规律 算法利维坦 一、引论：韦伯与昂格尔的世界史之问毋庸讳言，在考虑中国的现代化之际，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广为人知的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韦伯之问。因此，数字技术助推的法制现代化，也对与之相应的法制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是一种渐进变革的过程，但从结构上看，此种法律体系由两个以上的异质性部分构成并互相作用。以审判为中心就意味着要凸显重视个案、充分听取对立双方的主张、根据法律和证据进行判断等基本特征。例如，1997年起源于东南亚的亚洲货币危机曾经被界定为亚洲的道德危机，有人因此宣告亚洲价值论以及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模式的破产。由此可见，符合司法规律的责任制必须以抗辩和论证为抓手。
二是把放权与监督结合起来。虽然难以精确地叙述法与发展运动究竟是如何触发的，但一般认为，1958年发表的约翰·帕克（John J. Parker）的论文《我们的伟大责任：必须把世界引向自由与正义》构成法与发展运动肇始的标志。
因此，与清末相比较，民国法律在形式上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实质上却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变化。不言而喻，这种现实主义立法政策也大幅度促进了学说汇纂式系统相对化的趋势。
透过民法典编纂和审判独立原则之确立这两个典型，可观察到把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潘德克顿系统以及通过功能替代物和因势利导的助推措施拉动司法改革等现象。五、尾论：数字技术与法制现代化的范式转换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法律传统主要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一个是法家学说，具有非常典型的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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